张启人
张启人，1934年5月生，教授，国内外知名经济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家。195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50年代出版我国早期概率论专著；80年代初编写出版了我国首批微电脑著作；第一批在高校自动化专业开设现代控制理论、系统辨识等研究生课程；与中科院院士张钟俊教授合作开拓经济控制论领域，是我国最早研究大系统数学模型简化的人。在国内首创城市交通、城市规划的系统工程方法研究，对信息产业发展和GATT/WTO以及服务贸易领域亦颇富研究成果。著作及主编共计27册，论文500多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2项（其中3个委托项目），先后有6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经受过生活磨难，经历了事业辉煌，经营着自在人生。70岁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75岁时，成为中南海怀仁堂座上宾。如今84岁高龄，还仍在钻研学问，设坛讲学，建言献策。看到他行走于校园的身影，我们得以感受到大学文化传承的厚度、力度和温度。
民族苦难深信仰之光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张启人刚满3岁，母亲在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任教，北平市立师范中学兼职教学。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入侵北平，占领了天津。为防日军的日夜轰炸，全家躲在盖着两层被子的桌子下多天。在艰难条件下，母亲想办法换来一些叫花子的衣服，带着4兄妹，从北平逃难到天津。母子5人坐了一天半火车。每到一个小站，就有日本宪兵上车检查。在天津火车站出站时，也要让所有人一个个排队检查。令人愤恨的是，排在前面的燕京大学学生，因为把校徽放在手表下面，当场被日本宪兵残忍地杀害了。在天津法租界，母亲遇到了朋友的两个儿子，两兄弟第二天准备买轮船票逃离天津。到了第二天晚上，只有其中的弟弟回来，哥哥却被日寇枪杀了。亲眼目睹日寇屠杀同胞，张启人心里种下了对日寇刻骨的仇恨。
之后，辗转两千里，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回到湖南益阳。小学四年级时，张启人正在益阳念书，日军与国民党军队交火，时任中学女生部教务主任的母亲带着学生躲避日寇，而年幼的他却与母亲失散了近半年，染上严重的痢疾。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就坚定信念：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同胞报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年仅11岁的张启人因抗战的胜利欣喜若狂，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处于懵懂阶段。
因为亲历日本人的暴行，在小学和中学时期，每次演讲和作文，张启人都带着无比痛恨帝国主义的强烈民族感情，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因为表现优异，未满13岁，他就被选为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益阳解放时，他以学联领导者的身份代表同学欢迎解放军，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他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党。是中国共产党解救了穷苦大众，解放了全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解放后，张启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后来考取了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大学四年里，在校刊、《无线电杂志》《中国青年》等期发表过文章，文章中，他抒发了对前景的期望和对信仰的追求。
坎坷人生路，历求主义真
1955年，大学毕业前夕，因为自学德文和日文，张启人被怀疑是在搞“反革命活动”，因此被隔离审查。这也成为了张启人理想追求道路上遭遇的一个挫折。
张启人参加工作后，在包头市因为工作积极肯干，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并几次受到通报表扬。但他始终被列为怀疑的对象。“四清运动”前，考虑到母亲在长沙，张启人向上级申请调动到长沙去，结果却被指违背组织纪律而记大过一次，要求他参加“四清运动”。文革开始后，因为表现良好，张启人归队了。但归队后又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了监狱。这时，刚好有一名贫农张万元来到呼和浩特看望张启人，得知他的遭遇，联合当地大队的所有贫下中农签字、按手印，一共贴了三十多张大字报，标题是“张启人——活的焦裕禄”。大字报里细述了他在农村时不贪图享受，把节约的钱和粮票都捐献出去等事迹。大字报贴出后，当天下午他就被“解放”了。然而，在张启人平反后没多久，和他一起关进监狱的党委书记被打成了“资本主义走资派”。张启人为这位为人正直的党委书记鸣冤叫屈，贴了一张大字报，第二天又被抓了起来，红卫兵再次把他投入监狱。在监狱的那段时间里，张启人全身水肿，奄奄一息，大家都以为他活不了了，于是通知单位把他送到医院。他在医院整整住了近一年，出院后，年仅三十多岁的他就被“退休”了。
“退休”后的一段时间里，张启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反省后，他认为是自己平时离党组织“太远”，没有及时把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工作生活表现经常向党组织汇报和解释。回想在内蒙古工业学校时，他自学了多门没有老师上课的课程，给学生上课；他不计报酬为单位的同志们修理收音机，却因为没有收取任何维修费用被人认为他一定有 “特务经费”。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此时他更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相信党，相信党会为他伸张正义。
“退休”后，张启人的人事关系转到了湖南，可到科技情报研究所借书看。当时，研究所积累了大量的外语资料无人翻译，原因是取消稿费制度后，没有人愿意无偿翻译外语资料。张启人拄着拐杖（当时的他勉强能从床上起来，还领了残疾证），来到研究所，说自己愿意翻译这些外语资料。研究所的同志说，我们不能给任何稿费，只能给稿纸、钢笔和墨水。张启人说“没关系，我现在还领着组织给我工资60%的退休金，我愿意为党做事”。他前后翻译出六种文字的科技文档，约几百万字，虽然没有拿过一分钱稿费，但他引以为豪，因为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能对国家作出一点贡献，内心感到非常舒坦，感受到党对自己的信任，也迸发了更大的工作激情。后来，《羊城晚报》用整版版面报道了他的事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启人得到平反和复职。1980年恢复职务，1981年评为教授。两年间，他承担了国内没有开设过的新课《控制理论》，参加了湖南省50万元的大课题，解决长沙市的交通规划问题，另外还写了13本书。
1983年，他被任命为湖南省科委副主任，他严格按规矩管理科研经费，当时也有很多人想走后门拿科研经费，都被他严词拒绝。他将调离湖南去北京时，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和他谈了一次话，对他说：今天常委开了会，纪检汇报了对你调查的情况，一致认为你是厅、局长里最廉洁的。他一听，眼泪就出来了：“当时我深深感受到——党，是正确的党！即使被人诬告，只要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党一定会还自己一个公道。”
尽管经历这么多的困难和挫折，他依然一心追随中国共产党，一直支撑这种理想信念的是一位老革命——帅孟奇。他亲切地称呼她为帅孟奇妈妈。帅妈妈1932年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因叛徒告发被特务抓捕，受到严刑拷打。国共合作后，从监狱里放出来，到莫斯科治病。解放后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在文革时被投入监狱七年，后又被流放到江西劳动改造，1979年回到北京。李鹏总理为她主编了一本书《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帅妈妈常常与张启人谈心，谈话内容都是围绕如何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帅妈妈告诉张启人，她始终抱定一个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认识到：受一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一个不能受委屈的人当不了共产党员！这句话对张启人的启发和鼓励很大，影响着他的后半生。
笃信党指引，德智能兼收
晋升为教授后，张启人先后主持国家级科研课题二项、国家实验室课题二项、省部级课题四项、厅级一项，其中3项分别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五等奖和三等奖。1979年起，先后在国内20所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讲学和交流，20余次在国内、16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和进行学术交流。
张启人曾任政协湖南省五届常委、北京市政协六届常委、广东省政协七届、八届常委；湖南省科委副主任（1983—1987）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和学报主编（1984-1987），《系统工程》杂志主编（1983--1988）和编委会副主任委员（1983--2001），《信息与控制》《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经济数学》等学术刊物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87-1992），广东工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1992-1995）。
2004年，就在张启人刚好70岁生日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启人的感受是：入党不为享受，不为当官，不为捞油水；入党为革命，为人民，为奉献；入党是一种幸福，一种荣誉，一种享受（是一种自豪感）。自从入党后，张启人资助了一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广州日报》有一则报道：五华县客家小女孩胡丽花独立支撑一个11口人的家庭，而自己的最大愿望就是继续读书。看到这个报道，张启人深深地被她感动了。经过多处打听、多方联系，他带上3.5万元捐款，一些生活用品，来到胡丽花家里，当场认下她做干孙女，表示将资助她读完小学、中学、大学。从2009年以来，他一直不间断地给予资助。每年过节分四次汇5000元左右资助她的生活和学费。
2010年，张启人教授应邀出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提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十条意见
2010年2月5日，温家宝总理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分五次邀请全国各阶层教育界人士到中南海参加座谈和发表意见，张启人应邀出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与总理面对面，张启人提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十条意见，受到总理的赞赏。
（原文来源于网络，经受访者审定后发布供图：张启人刘秀英）
